国徽和国旗、国歌一样，都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我国历史上没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结束了中国没有国徽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只有48年多的历史，关于国徽设计的原始档案和图纸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档案处，几个主要的当事人都还健在，所以要搞清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1949年7月，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示》，对国徽的设计要求有三点：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所载，当时收到了应征国徽图案28件，但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不取。会上讨论了征求的稿件是否退回、是否请专家看看等问题，所提到的专家绝大部分是画家如徐悲鸿、吴作人等，包括张仃、钟灵先生，非画家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和艾青先生。

　　林徽因率先拿出清华专家小组的国徽设计方案

　　当政协国徽领导小组否定了从群众应征稿中采用国徽设计方案时，事实上就成立了两个专家设计小组进行国徽设计。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一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1949年10月23日，开国大典后不到一个月，林徽因率先拿出第一个专家设计方案。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档案处有关国徽设计的第一份说明书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所为，摘录如下：

　　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模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和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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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因雕饰学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雕饰学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集体设计参加技术意见者，

　　邓以蛰　中国美术史教授

　　王　逊　工艺史教授

　　高　庄　雕塑教授

　　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1949年10月23日

　　林徽因设计方案的主题是玉璧，其他设计要素包括齿轮、嘉禾、五星、红带。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方案自从提交后便没有下文，它似乎被搁置起来了。

　　张仃拿出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的国徽设计方案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档案处的有关国徽设计的第二份说明书，是张仃所为，摘录如下：

　　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附设计意见书

　　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因清华大学梁思成诸先生亦在进行设计，为互相充实设计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对梁先生之设计理想，颇表钦佩，我们的设计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见书，作为补充说明：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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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者：张仃

　　提供技术意见者：张光宇、周令钊

　　助理绘图者：曹肇基

　　通讯处：中央美术学院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五日

　　两个方案的比较

　　以上两个设计方案中，彼此有4个要素是相同的：齿轮、嘉禾、五星、红带。两个方案最大的不同是主题。

　　如果从1949年7月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示》中对国徽的三点要求来衡量，“中国特征”，这两个方案都具备；“形式庄严富丽”，这两个方案也难分轩轾；关键在“政权特征”的表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所要表达的“政权特征”是什么？

　　195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同时公布的还有《国徽图案说明》、《国徽使用办法》等。

　　《国徽图案说明》指出：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这个说明，就是关于“政权特征”的法定解释。

　　张仃先生的一位研究者、青年美学家兮父指出，林徽因方案的最大弱点是对国徽的政权特征表达不充分。它的主题是统一、和平。这个方案的参与者是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党外知识分子，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治概念还十分陌生，因而无法用图案来诠释新政权的“政权特征”。相反，张仃方案的最大强处，是对国徽政权特征的表达。尤其是主体图案天安门，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很难表现的抽象概念给表达出来了。正如张仃先生在好些场合谈到国徽设计时指出的那样，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广场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因此，张仃先生选择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辅之以齿轮、嘉禾、五星，这样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就很充分了。（其实，在国徽之前，主要由张仃设计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已经两次使用了天安门形象。）

　　以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引发的争论

　　在林徽因的方案实际上被否定之后，其实只有张仃领导的、主要由中央美院的画家组成的国徽设计小组一直在工作着，从1949年延续到1950年，这个专家小组从一开始就受到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后，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的张仃，奉中央之命进京，负责编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型画册，随后又被周恩来留下负责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政协会徽、第一届全

　　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并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设计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并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由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张仃组成的五人接管小组，接管旧国立北平艺专，其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他担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

　　记者采访了当时在中南海协助张仃工作的钟灵先生。

　　钟灵，于1949年至1953年在中南海工作了五年，担任过中南海办事处第一组组长、政务院总务办公室主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长。当时的会场布置科是人数较多的机构，负责中南海中央首长所在地的修缮、布置和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尤其在开国大典中担任重要角色。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实用美术工作被最高领导层加倍重视，工作量大得惊人。张仃和钟灵当时就住在中南海瀛台“待月轩”，主持完成了以上一系列工作，有关国徽设计的工作也在此之中。钟灵称张仃是他的“客卿”，是中南海的艺术顾问。

　　据钟灵先生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大都是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很多事情都要由周恩来亲自审定，才能去办理。张仃提出的以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最后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肯定。周恩来开始是指示两个专家组进行合作，后来听到双方在主体设计上有很大分歧时，周恩来说：“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记者近日在全国政协档案处看到了十几幅美术家们当时绘制的国徽图案，钟灵先生说，他们的草图当初被集订成册，分发给政协国徽组成员参考和提意见。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档案处有关当时国徽设计的会议记录记载，直到1950年6月11日下午四时，政协国徽组再次在全国委员会开会，那天的会议主席由马叙伦先生担任，出席者包括沈雁冰、张奚若等人，梁思成和张仃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天的会议上，梁思成先生仍然不同意以天安门作国徽设计主体。他说：“采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式象征东西来表现的。”然而，沈雁冰发言说：“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张奚若也说：“我个人感觉用天安门是可以的。”结果，在此次会议上，国徽组原则上通过了以天安门图形作国徽。

　　周恩来说服梁思成，并把国徽图案制作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

　　据《国徽诞生记》（《文汇报》1995年10月17日7版）一文的作者说，6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要题材设计国徽图案”。

　　“6月12日上午，梁先生和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等人开会，“梁先生并传达了周总理要求国徽图案内容除增加天安门外，还要增加稻穗。梁先生还在会上详细介绍了美术家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形式与各方面对他们图案形式的意见”。

　　周恩来说服梁思成接受以天安门为主题的国徽设计方案，并委托他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来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表现了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事实证明，只要梁思成先生被说服，就实力而言，国内无第二家单位在制作国徽图案的技术手段上能与清华大学营建系抗衡。尤其是，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要求把天安门画得绝对准确，而据张仃先生介绍，美术家们所绘制的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图案，天安门都是画家们目测的，不是实测，不合比例。马叙伦先生告知，清华大学营建系有天安门实测图。三十年代时，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参加的中国营造学社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等北京中轴线上和其他许多古建筑。在当时，全国只有中国营造学社测绘过天安门，绘制有测绘图，并且保存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周恩来需要清华大学所做的是国徽设计图案形式上的精确，合比例，宜于制作使用。比如，五星红旗不是梁思成设计制作的，而五星红旗的标准座标图却是让梁思成来完成的，供全国制作使用。国徽比国旗更复杂一些，一个标准的国徽图样的制作，显然应该交给有专业手段和资料的梁思成们。

　　1950年6月15日政协国徽组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第一次看到梁思成先生这样说的话：“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几位同仁共同讨论研究。”

　　40多年后，梁思成先生的儿子梁从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共和国之徽》编导采访时这样说：“当时的天安门形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可不是今天这样的地位。在我父亲心目中认为华表、天安门就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把这个封建皇权的象征变成人民政权的一种象征呢？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在这点上，我想，以张仃、张光宇和钟灵他们几位同志为代表的、当时几个北平艺专和中南海搞美术的同志，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想到了用天安门这个形象来代表中国的革命历史，甚至于代表中国的革命政权，这一点是很有创造性的。后来周总理也向我父亲解释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国徽的最后完成

　　两天之后，1950年6月17日，才有了第三份国徽设计说明书，设计者为国立清华大学营建系。这份说明书就是对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设计图案的说明。说明书中这样写到：

　　“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

　　1950年6月20日，政协国徽组确定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提交的国徽设计图案。正如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教授所说：“从最初的图案到最后，已经综合了无数方面的意见，这是我们特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电视片《共和国之徽》）

　　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事实上，在经过了以上所述的过程后，清华大学的图样不可能不被选中，当然会被选中，而且由周恩来拍板。只是，从6月12日上午梁、林重招旧部布置任务，到6月17日拿出图样定稿，短短六天，如此神速，如果没有政协国徽小组通过的张仃方案作为基础，怎么可能？

　　政协国徽组成员也有人注意到国徽创意人的问题，郑振铎先生在6月20日的会议上谈到奖金的发放问题时说：“最初的国徽不但有天安门，而且国旗也包括在内，这些在给奖时应提起注意。”显然，郑振铎这位版本学专家特别注意到国徽的设计已被分割成创意与制作这样两个部分的事实，试图在发奖时公平对待。而最后的奖赏也很有意思，给党外专家组成员发的是钱，给仍然是供给制的党内专家组成员发的是小米。（当然，最终双方都没有要这笔奖赏。）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政协关于国徽的建议后，梁思成把国徽定型浮雕设计交给高庄先生。高庄觉得国徽图案还有些不足之处，比如稻、麦杆向外弯曲，比较乱杂，对红绶的折纹等细部处理也不满意，他就修改起来，这就引起了一些非议。于是高庄给毛泽东写信，钟灵先生看过此信，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两句话：“主席，您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钟灵当时对高庄说：“有点过火了，”高庄摇头不语。张仃先生也记得当时他和钟灵好几次到高庄处看他制作的情况，而高庄也多次到当时的“美术供应社”与郭效儒等先生一起研究、磋商石膏模型。高庄把国徽从平面图案做成立体的浮雕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他完成了石膏模型定型后，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人员又做了第一枚木雕国徽，于1950年国庆前夕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

　　“谁是国徽设计者”风波的由来

　　1993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系列文献专题片《祖国万岁》，其中第二部《共和国之徽》首次以电视手法披露了国徽设计的真相。因为事涉共和国历史的第一页，编导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采访，并调阅和拍摄了许多原始档案。片子的叙事是清晰的，立场是客观的，结论也是公允的。看完此片的人自然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国徽设计涉及了好几个方面、有近一年的过程，它是多方面参与、阶段性完成的、集体创作的成果。但是，参与创作者的不同的分工和责任还是可以划分得很清楚的，主体创意：张仃；图纸成稿：清华大学营建系；模型定型：高庄。

　　据电视片编导介绍，《共和国之徽》播出后，清华大学个别人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广电部等有关部门投书，对该片没有把清华大学营建系作为唯一的国徽设计单位大为不满。随后，他或撰文或接受记者采访，矢口否认除清华大学以外其他专家在国徽设计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更有甚者，他还对担任《共和国之徽》一片顾问的梁从诫先生施加压力，而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从诫，于当年同另外两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起向全国政协提出“建议向清华大学建筑系补发1950年国徽设计方案中选证书案”，被全国政协驳回，摘录如下：

　　1950年6月20日政协国徽审查组、6月28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先后通过的国徽方案是国徽审查组定出了大框架后，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制作的。正如清华大学营建系《对于制作国徽的说明》中讲的：“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的，以天安门为国徽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因此，我们认为它不属于1949年应征中选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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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支持中央电视台拍摄《共和国之徽》，正是为了把对国徽设计、制作有贡献的专家公布于世。

　　全国政协办公厅

　　1993年9月13日

　　记者认为，全国政协办公厅的这份文件，应该可以给国徽设计权的争论划一个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