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严、挺拔、凝重、壮丽。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在共和国每一处庄重严肃的场所，悬挂在全世界每一块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他是无声的乐章，看见他，你耳边就回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旋律；他是无字的丰碑，铭刻着中华民族远至五千年来的文明，近至五四以来的革命风雷。他用世界各民族都能读懂的语言，宣告着共和国政权的性质，宣告着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于1950年6月1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批准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是谁，构思、设计、缔造了这庄严壮丽、凝聚了高度智慧与艺术的共和国之徽?

　　钟灵：国徽的总设计师是周恩来总理

　　曾经参与国徽设计的钟灵说，周恩来总理是国徽的总设计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钟灵在中南海里担任会场布置科科长。他当时的工作，是布置美化会场之类。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是他写的；那两条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也是他写的。这两条标语后来又改写过两次。一次是把后一条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再一次是将繁体字改写成简化字，直到现在。钟灵写标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条写在延安城墙上、由于“工”字一竖拐了两个弯、“人”字加了三撇而受到毛主席批评的标语，就是钟灵写的。全国政协的会徽，是他和张仃两人设计的。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其中提出对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要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庄严富丽的形式。短短三十多天，国旗方案来稿收到2992个，而国徽方案只有一百余个。这一百余件来稿中，有的只是一种设想，没有画出设计图来；有的只是一幅草图。钟灵和张仃也在政协会徽的基础上，设计了几幅彩色的国徽方案。周总理认为比征集来的强，便批示给审查小组。

　　据有关报道，1949年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歌、国徽方案。11个组的意见、看法很不一致。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郭沫若等18人出席。会上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对国歌、国旗的方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于国徽，大家发言中对所有的来稿都不满意。毛主席最后说，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工作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据钟灵同志说，后来周总理指示：扩大范围，多找些专家来参与国徽的设计工作，集思广益。于是，张正宇、张光宇、周令钊以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等都被吸收进来。这就形成了城里、城外两个设计小组，城里即张仃、钟灵、周令钊等人，城外即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老师们。这两个组，一个是由美术家组成的，一个是由建筑师组成的。风格、思路、审美情趣、对艺术的价值取向都完全不同，设计思想自然也大相径庭。张仃、周令钊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等，色彩鲜艳。清华大学林徽因和莫宗江设计的方案，则以瑗——大孔玉璧为主体，中央是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还有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等。颜色由金、玉、红三色组成。

林徽因等人的国徽设计方案

　　据清华大学朱畅中说，这个方案完成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3日。这些方案交上去以后，过了半年才拿出来讨论。

　　据几个方面的同志说，这两个组当时的争论是很激烈的。梁思成批评美术家们设计的方案像“鞋袜商标”，而且他反对将天安门放进国徽里，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新中国的国徽不应使用。

　　然而对林徽因等人的方案，也有批评，说是“自由主义”的象征。

　　美术家们坚持把天安门放进去，因为那是五四运动发生地，是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地方。据钟灵同志说，两个组的“官司”打到了周总理那里，关于国徽中是否应有天安门，最后是毛泽东主席做的“裁决”：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统治的象征，而应视为革命的象征、民主的象征放进国徽的图案中。张仃等人的创意得到了肯定。

　　两个组的争论虽然激烈，批评也很尖锐，但双方的出发点是共同的，都是为了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有中国特色的、能体现新中国特征的共和国之徽来。在毛主席、周总理做了工作之后，两个组统一了思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这个时间应该是1950年6月。

　　此后，周总理又先后做了几次指示。他说：国徽中不应光有麦穗，还应该有稻穗，因为我国南方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周总理还提出：国徽要明朗、挺拔、向上。正是这些指示，为国徽的设计方案定下了基调。

国徽的最后方案集中了集体的智慧

　　据清华大学朱畅中说：1950年6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约请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要题材设计国徽图案。6月12日上午，梁思成在清华新林院8号自己家中，向参加国徽设计的教师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介绍了美术家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形式及国徽审查组的几点意见。发动大家讨论设计新的方案。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鼓舞之下，他们很快完成了几个方案。

　　著名的长城学专家罗哲文先生，当年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也参与了国徽方案的设计。他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营建系老师们的热情都很高，但要数林徽因付出的心血最大。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那个以玉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她认为，璧是我国古代最高贵的礼器，瑗象征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大小五颗金星象征国旗，齿轮、麦穗及红色绶带象征工农联盟。整个设计方案类似中国古代的铜镜。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了，但林徽因的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义，要有民族特色，要程式化、图案化的设计思想，被营建系的教师们接受了。

　　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营建系教师们反复探索、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最后拿出国徽设计方案，由红、金两色组成。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是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国旗前面，是天安门按严格比例尺缩小的正面金色浅浮雕图。由于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五星红旗更显得伟大、壮观、庄严、辉煌。周围是金色的齿轮和稻麦穗，用红色的绶带缠绕，象征着工农联盟。

　　一个多星期夜以继日的冥思苦索，过度的紧张、劳累，使本来就是弱病之躯的梁思成病倒了。

　　6月20日晚，中南海派车来接，由梁思成的助手朱畅中，将国徽方案及说明书，送到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美术家们也送去了他们设计的方案。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的美术家们设计的。两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题，美术家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美丽。与清华大学只有金红两色的图案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审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周恩来总理来了之后，沈雁冰先生宣布开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图

　　这次会议，选中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会后，周总理对清华大学的方案又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通过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

　　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的国徽图案。

　　梁思成先生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引为最光荣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们的集体创作，而我是其中的一个。”

　高庄说：非常抱歉，我耽误了很多时间

　　把平面图案塑成立体的国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务。由梁思成举荐，这副重担落在了当时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的高庄的肩上。

　　高庄，原名沈士庄，上海宝山县人，生于1905年，已于1987年去世。为写这篇文章，我们在1999年国庆前夕采访了他的儿子高康（大约两年后，高康病逝）。年逾六旬的高康，对其父亲当年塑造国徽的过程，记忆犹新。

　　高康说，当年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国徽设计中心。高庄父子当时住在新林院9号，与梁思成住所只有一路之隔。高康说：我父亲的真正参与是在1950年7月，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那争吵的激烈、情绪的冲动和完全忘我的投入，却令我永生难忘。”

　　开始，高庄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反复观察之下，他觉得图案“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这些地方使他“看着不舒服”，“感觉很别扭”。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必须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这就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三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稿，你没有权力修改，修改是违法的。而高庄则抱定一个信念：“为什么不能改?”当时争论非常激烈，有时还大声争吵。有几次高康看见，从8号院回来的父亲，情绪异常激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应该是尽善尽美的。而发现设计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却不能改动，这在高庄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高庄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一开头便说：“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许多人知道这封信，许多人见过这封信的底稿，可惜经历几次政治风潮之后，底稿已经找不到了。发出这封信以后，高庄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国徽的塑造中去了。对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平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他都认真思索、反复推敲。就连每一个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间的比例，他都反复比较、反复修改。

　　高庄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塑造共和国之徽的。高康回忆道：“那个时期，父亲没时间管我了，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不闻不问。有一次我实在饿了，又找不到吃的，只好去问他：‘咱们吃什么呀?父亲坐在桌前头都不抬，说：‘去买几个烧饼吧。’……他一连几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我劝他休息，他说：想睡也睡不着，不如接着干。在他工作的桌上，点着一盏一百瓦的台灯。在强光下长时间地工作，他的右眼灼伤，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现断续麻木。但这一切，反而加速了他拼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高庄对自己的儿子说：国徽是我们新中国的象征，既要有稳重之气，又要有向上挺拔之势。共和国要稳如泰山，国徽就不能是那个轻飘的样子；共和国要永远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国徽就不能只是个圆环之感。他还说，国徽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坚强刚毅的精神来。原来自然交杂在一起的稻麦穗，在高庄的改动之后，变得层次清楚、排列整齐、紧密有序了；原来缠绕松散、质地轻飘、脉络不甚清晰的绶带，经高庄改动之后，变得紧张、沉稳、凝重了。在对授带的处理上，他借鉴了一尊北魏石佛衣袖下垂的表现手法。那尊石佛，是高庄从琉璃厂买回的。他还买回了一些古代铜镜，这些铜镜也给了他以许多启发和灵感……

　　国徽模型，是用泥塑造的。泥稿完成之后，再把它翻成石膏的。第一个石膏国徽模型翻制出来之后，高庄十分激动。他在石膏凹模的背后，打了一个印记。这个比五分硬币稍大的印章，是高庄青年时代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而设计的。印章用长城图案组成外圆(高庄说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众志成城)，中间是一个五角星(高庄用以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五角星的中央是个“S”，是“沈”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代表高庄自己。青年时期的高庄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与反动势力做面对面的斗争中多次勇敢地冲在面前。此时此刻，他又为共和国之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徽融为一体了。

　　凝聚着高庄心血、令高庄引为自豪的国徽雕塑终于完成了，然而送进中南海后，却挨了批评：不能自行改动，必须按原图图纸重做。高庄只好再次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次，学校派来一位老师帮助他。

　　不久，中央领导听说了国徽塑造过程中的故事（也许，是毛主席接到了高庄的那封信，但记者没有得到有关证据，只能是猜测），特地委托彭真和康克清两位同志来到新林院9号看望高庄。彭真和康克清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转达了毛主席赞同改进提高的意见：“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这使高庄无比兴奋。

　　1950年8月18日，高庄带着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进了中南海。在审议会议上，高庄做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

　　“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做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一百五十余字的短文，竟用了十个“更”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高庄改进后的国徽模型。

　　1999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上，陈列出一枚国徽。旁边的说明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石膏模型 1950年8月”。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枚国徽，就是当年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审议的那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模型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0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枚木制国徽。

　　1951年5月1日，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被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钟灵同志讲，国徽设计任务完成之后，政务院决定向八位主要的同志颁发一笔奖金：每人800斤小米。梁思成提议：高庄的贡献突出，应该多发给他一些。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领取。高庄建议：把这笔奖金捐给抗美援朝战争。

　　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文章提到国徽产生的经过，不断有人去访问高庄。高庄谦逊地说：“我不是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我只是在塑造中改动了一下。我不过是个工匠。”他多次说：“国徽的真正创造者是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应该想到，我国人民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本文曾发表于1999年9月10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作者 宗春启)